3.1兆元是什麼數字？美國聯邦政府2020年的赤字數字，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（gross domestic product）的14.9%。這個數字是2019年的3倍，也是1945年以來財政赤字達到的最高峰。政府長年負債累累，莫怪共和黨人士振臂疾呼政府應減少開支，民主黨人士則慷慨激昂地表示是收入不足的問題，應設法開源。
被視為共和黨分支的茶黨（Tea Party）成員呼籲政府減少支出、降低稅收，以解決美國的國債和聯邦財政赤字。
喬˙拜登（Joe Biden）上任後在2021年的5月正式提出6兆元的預算案，並打算大幅調高部分稅率，以支應未來的開支。雖尚未經國會通過，但拜登的藍圖中，公司所得稅率將由21%爬升至28%，資本利得的最高有效稅率也將從23.8%（含淨投資收入稅（Net Investment Income Tax）3.8%）調高為43.4%。民主黨人普遍認為共和黨於2017年推動的減稅舉措用力過猛。
我們回頭想想，如果聯邦政府財政赤字不是這一兩年的事，而是橫貫近代史的國家預算現象，那麼，共和黨為何還會選擇在2017年12月導入超大規模的減稅政策，其背後肯定有什麼邏輯支撐。
這麼說吧，如果今日聯邦政府要投資一個項目，可以是基礎建設、公共衛生，也可以是教育補助，它要決定使用徵稅或舉債的方式來融資，那麼，決定的基礎是什麼？
成本和報酬率
我們首先要比較的是，政府借債的利率成本和支出的報酬率，這就好比人民跟銀行借錢需負擔利息，但人民把資金拿來做更好的運用，一旦回報率高於利率，就可以合理化這筆支出；否則，明知是賠本生意，為什麼要投資呢？
對於聯邦政府來講，也是一樣的道理，預算的支出一定是預期到未來的收益比借債成本多，才會同意該支出要求，又政府一般總能以低於公司、家庭、個人的借貸成本向市場借債籌資，自應由政府借錢（如下圖）。並且，如果民間企業有更好的投資機會，或更多的投資報酬，政府就應該舉債減稅。
舉個例子，剛剛提的聯邦政府投資項目，需要100億元來運行，政府可選擇用徵稅的方式從企業那籌措這筆資金，也可以選擇發行公債取得100億元。
假設政府選擇不對企業課徵100億元，留給企業自行投資，當企業的投資報酬率為5%，公司所得稅率為20%時，第一年下來投資利潤有5億元，其中1億元上繳給政府，稅後盈餘得到4億元。
第二年企業再度豪擲104億元（100 + 4億元）到市場，可獲得利潤5.2億元，其中1.04億元同樣上繳給政府，並以稅後盈餘繼續投資。
這個機制創造出來的是以借債融資換取無限未來稅收流。因此這個時候（民間投資報酬率高於政府投資報酬率，最好是高過1.25倍），政府減稅或是不加稅就是合理的選擇。
反之，民間的投資機會或投資報酬率過低的時候，政府就應該加稅償債，以立即的融資因應即將的支出，之後再以逐年稅收的方式慢慢彌補國庫的缺口。此種藏富於民的思想，根基於美國的歷史經驗裡。
主流經濟學如何看
以經濟學角度觀之的話，遙相呼應的似乎是涓滴經濟學（trickle-down economics）或供給面經濟學（supply-side economics）。
該學派的學者認為，對高端收入家戶實施減稅，可以釋放消費能量進而刺激投資，並使利益「下滲」至中產階級和低收入家戶，整體來說，政府透過減稅政策反而可以獲得未來更多的稅收。但事實證明，富人手中獲有更多的資金時，較少選擇消費，反而會將資金投入股市或儲蓄於銀行，錢並不會回流到經濟中，因此也沒有所謂利益下滲這回事。
非主流經濟學如何看
另一種非主流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（Modern Monetary Theory），則提倡完全不同的看法，它們認為2017年Tax Cuts and Jobs Act (TCJA) 的「原罪」不在為國家增加赤字，而在為富人減稅，再度擴大貧富間的差距。由於徵稅是政府進行所得重分配有力的工具，如果稅賦政策讓富者恆富，貧者恆貧，資本主義的金字塔更尖銳，那這恐已不是財政面向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動盪和經濟混亂的問題。
從而，就有民主黨的參議員主張推行對富人實施《超級百萬富翁稅法》（Ultra-Millionaire Tax Act）【關於富人稅，請參閱『直通車周報-富人多慮了？淺談《超級百萬富翁稅法》』】，聲稱只要每年對淨資產在5千萬到10億元之間的家庭，課徵2%的財富稅，對於淨資產超過10億元的家庭課徵3%的財富稅，就有足夠資金來清償學生貸款並且支付育兒津貼和大學補助。
然而現代貨幣理論顯然不認為對富人徵稅是必要的，政府可以也可以不必透過提高稅收來減少赤字，做為主權貨幣（sovereign currency）的發行人，聯邦政府不會垮台，也不會破產。
關於現代貨幣理論的詳細內容，可參考史蒂芬妮˙凱爾頓（Stephanie Kelton）所著作的《 赤字迷思：現代貨幣理論和為人民而生的經濟 》一書。